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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疫情防控中的应急响应机制与群众路线

作者: 石梦婷 | 发表时间: 2020/02/27

   
 

农村疫情防控中的应急响应机制与群众路线


 

 



 

 

石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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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栏目为“实践视野”,旨在关注公共管理实践中的案例与思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实践视野”栏目特面向抗击疫情一线进行主题征稿。欢迎抗疫一线的实践者和观察者将观察到的现象和问题进行真实和迅速的反映和总结,从而为决策者和研究者提供更为真实、有效的事实依据。我们也欢迎公共管理、公共卫生等相关专业从业者进行专业分析与对策研究。从今天开始,《公共管理评论》微信公众号将陆续发布优秀作品。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公共管理评论》立场。



随着新冠状病毒的持续爆发,武汉周边市县疫情也逐步加剧。伴随着疫情的持续发酵,各级政府相继出台措施。然而,疫情防控在农村面临着“最后一公里”[1]的难题。农村防控工作的落实与否,直接牵涉到疫情是否会在周边高危地带二次爆发。


A市为湖北省疫情较为严重的地级市之一。本文将以A市为例,关注农村疫情防控的问题。


[1] “最后一公里”意为完成事情的最后关键性步骤。


当前农村疫情存在二次感染风险

A市与武汉之间交往非常密切,根据百度迁徙数据(1月22日)统计,该市为武汉流出人口的主要去向。其中,大量返乡人口分散在该市各县区农村。到现今阶段,疫情已全面铺开,下辖各乡镇已陆续出现确诊病例。


疫情爆发正值春节,熟人社会内部密集的人员流动给防控工作造成极大压力。市委市政府于1月25日启动相应机制并制定相关工作考核标准,1月25日正值农历春节。虽武汉已于1月23日封城,但前期针对疫情讨论最热烈的阵地为互联网,生活在武汉周边地市居住的本土居民,尤其是农村中老年群体囿于文化水平等因素限制尚未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另一方面农村重人情礼数,碍于情面的村民不好意思取消拜年或者戴口罩拜年。再者,随着外来务工人口返乡,腊月、正月是农村婚嫁的高峰期,聚会数量多,易出现人口聚集,造成交叉感染。


农村基层组织相对能力不足导致疫情防范效果堪忧。根据笔者的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性访谈发现,一方面农村基层组织能力普遍不足,另一方面不同县、乡、村之间疫情防护措施强度差异巨大。农村防控工作具有极强的偶然性,防御效果大多取决于基层干部的个人能力。


以笔者生活的村庄为例,村庄内部防控工作存在着形式主义倾向。自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一)起,村庄才开始通过广播宣传疫情讯息,并建议大家切勿串门拜年。受限于村庄人口密度大而村干部数量较少的问题,直至1月29日,村干部才开始连同村医及驻村干部上门开展返乡人员的排查工作。随着村与村之间的封路,本村与外村人之间的人员流动基本被切断,村庄内部的疫情防控依旧呈现外紧内松的状态,返乡人员聚集打麻将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第一个14天的隔离期结束,大量村民家中物资不足,只能通过步行方式去集镇采购生活物资,这都为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埋下了隐患。为了贯彻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湖北农村防控工作13条》之相关规定,2月9日,村干部委托党员同志主持召开小组户主大会宣传相关政策。然而,部分村民拒绝参与会议,导致会议未能召开。党员干部离开时只得边叹气边说道:“工作之所以难做,是因为没人愿意得罪人。”当防疫工作无法提升村民的重视程度,广大村民会成为事不关己的“他者”角色,疫情防控也面临着“搭便车”的难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临村的疫情防控工作。该村干部具有极强的领导能力,早在政府采取行动前就联合村两委干部和县政府下派的驻村干部动员村民以小组为单位成立疫情防控志愿者分队。一是在村庄主导路设卡限制人员流动;二是在村庄内部筹措资金统一购买消毒液、口罩和温度计等医疗物资并每户分发,利用村庄微信群等新兴治理工具的方式让每户村民每天如实上传测量体的视频即从而实现时跟踪追查体温;三是组织志愿者在村公共卫生场合喷洒消毒液,定期消毒;四是集中解决村民消耗型生活物资的补给,组织志愿者统一采购,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流动和感染风险。


应急响应机制缘何部分失效

首先,村庄内部凝聚力不足。村两委组织能力欠缺是造成疫情防控工作难以落到实处的主要原因。湖北农村地处江汉平原,大部分为原子化的村庄[2],村庄内部无结构性和组织性。且精英大量外流,缺乏有效的社会内部力量。基层组织建制的薄弱使得社会治理体系缺乏群众有效参与。当村干部做工作缺乏抓手,村民的积极性不能被有效调动时,村干部开展工作往往成了完成自上而下的硬性任务,而无法切实解决问题。在具体工作中,就会产生如笔者所在村庄的情况。当大家都怕得罪人,无人以主人翁的使命感参与到疫情防控中时,容易造成病毒的乘虚而入。


[2] 原子化的村庄主要是指以户为单位的个体与其他个体或村集体的关系疏远,村民自治能力和群体行动能力较薄弱的村庄。


其次,简约治理[3]短期内无法即时应对复杂治理任务。中部农村日常治理任务较少,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悬浮型”政权[4]下村民与村集体及政府的关系日渐疏远,村庄治理仅限于低度的维持型简约治理。在重大的疫情防护工作面前,村干部甚至乡镇政府都无法应对高饱和、高密度的治理任务和需求,因此无法有效地启动应急管理机制。尤其是随着湖北农村基层改革以来取消村民小组长制度,给对接千家万户的群众工作带来极大不便。在事关千家万户的疫情面前,仅靠行政或半行政的力量远远不足以应对治理需求。


[3] 根据黄宗智《极权的简约治理》里的定义,简约治理主要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受国家治理资源和能力限制,国家依靠非正式的社会内生资源进行自治的一种基层治理模式。本文主要是指治理事务较少的中西部农村一种村庄事务维持型的简约自治,具有治理事务较少、组织架构简单的特征。是与治理事项繁多,组织架构繁杂的东南沿海地区现代化程度高的复杂治理相对的概念。

[4]“悬浮型”政权是周飞舟在研究后税费改革时代国家与农民关系转变过程中提出的概念,特指一直依靠从农村收取税费维持运转的基层政府正在变为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在此形势下,基层政权从过去的汲取型变为与农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


群众路线是防疫工作的制胜法宝

首先,通过群众路线解决村民的认识问题,激发其自觉性和认同感,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统一的行动能力。农村不同于城市社区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熟人社会底色仍在,疫情结束后村民仍旧要在熟人社会内部继续生活,无人愿意承担人际关系破裂的后果。只有当分散的原子化个体团结起来才能减少做工作的组织成本和客服“搭便车”的难题。所以疫情防御中的农村阵地,网格治理倘若不根植于乡土本色便容易流于形式,群众路线才是制胜法宝。


其次,通过群众路线激活乡村自治、充实疫情防控工作队伍,动员政治觉悟比较高的党员、返乡大学生等以点带面,将村民有机的组织起来。无论是在人员配备上还是工作策略上都要谨防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脱嵌,要通过村民委员会带头的方式倡导村庄积极分子自发加入组织工作,以工作队的方式抓关键人员,促进疫情防御工作的全面铺开。


最后,应加强乡镇政府统筹,通过多种途径加强村与村之间先进经验的学习与交流。对于防控工作落实扎实的村庄树立正面的典型,带动大家充分学习。对于防控工作落实欠缺的村庄展开适当的批评教育活动,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并监督村两委的工作。另外,上级政府还要加强对农村医疗资源的输入,当前医疗物资的严重匮乏导致基层工作人员普遍防护不足,村干部上门工作只有最简单的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农村防控十三条》指出要落实村级初诊、乡镇(街道)集中隔离、县级集中收治的政策。但无论是县定点医院、乡镇卫生院还是村卫生所,都急缺一线防护用品。这一方面导致医务工作者安全状况堪忧,另一方面也使得农村疫情加大交叉感染的风险。国家在统筹医疗物资时,也应适当考虑农村地区的需求,以防周边高危地带疫情二次爆发。


作者简介:石梦婷 古天乐太阳集团网址博士研究生


来源:《公共管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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